简介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德语: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德意志作曲家、钢琴演奏家。贝多芬上承古典乐派传统,下启浪漫乐派之风格与精神,因而在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1814年开始他的听力急剧下降,于是放弃了钢琴演奏和指挥,但却坚持创作。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6首钢琴奏鸣曲(其中32首带有编号,1首未完成)、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及2部弥撒曲等等。这些作品对音乐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贝多芬因此在华语世界中被尊称为乐圣。 生平童年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原籍南尼德兰(今比利时)梅赫伦镇的法兰德斯族人。曾祖父Michael van Beethoven是梅赫伦镇的法兰德斯人,曾祖母Marie Louise Stuyckers是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另一族瓦隆族人,两人之子(即贝多芬祖父)Ludovicus van Beethoven生于梅赫伦。外祖父Johann Heinrich Keverich与外祖母Anna Clara Westorff都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特里尔选侯国(今属德国莱因兰地理大区)的科布伦茨。贝多芬本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科隆选侯国首府波恩(今德国莱因兰地理大区)。血统而言,贝多芬是75%日耳曼人,18.75%比利时法兰德斯人,6.25%比利时瓦隆人。 贝多芬名字中的“van”(范)是弗拉芒语(又译法兰德斯语,荷语方言)而非德语中的“von”(冯),不代表任何贵族封号,而是用来显示其家乡。贝多芬的祖父,也同名路德维希·范·贝多芬,20岁时迁居波恩,在科隆选帝侯宫廷内当一位乐队长。父亲约翰则是一位唱诗班男高音。母亲玛丽亚·马达琳娜·凯维利希(Maria Magdalena Keverich)是宫廷御厨的女儿,在嫁给约翰之前曾结过一次婚并有一子,但前夫与儿子皆早逝。她与约翰婚后曾在1769年8月2日产下一子,名路德维希·玛丽亚·范·贝多芬(Ludwig Maria van Beethoven)。 1770年12月17日,这段婚姻中的第二个儿子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以“Ludovicus van Beethoven”之名受洗。日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孩子是在1770年12月16日在波恩的波恩胡同(Bonngasse)街20号出生的。路德维希的父母还生下了五个子女,但只有第二和第三个活了下来:卡斯帕·安东·卡尔·范·贝多芬(Kaspar Anton Karl van Beethoven)和尼古拉斯·约翰·范·贝多芬(Nikolaus Johann van Beethoven)。不幸夭折的三位则是:在1779年受洗的安娜·马里亚·弗兰切斯卡(Anna Maria Franziska,只活了四岁)、1781年出生的弗兰兹·格奥尔格(Franz Georg,两岁时离世)、1786年受洗的马里亚·马格丽塔(Maria Margaretha,在周岁之年夭折)。 早期贝多芬家庭情况还算如意;约翰的经济状况不错,老路德维希在经济上也能帮助一下这个家庭。约翰有酗酒的习惯且脾气暴躁,母亲则体弱多病,这是日后作为长子的贝多芬必须挑起家庭重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因此,贝多芬爱母亲远胜于父亲。贝多芬可能在5岁时患有中耳炎,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可能为其日后的耳疾埋下祸根。 贝多芬很小就开始接受音乐训练,启蒙老师正是其父。6岁就能作曲的莫扎特无疑给贝多芬的父亲立了一个榜样。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贝多芬也成为一位神童,约翰很早就教贝多芬弹奏钢琴,稍有弹错就是一顿毒打。这样的做法虽然使得贝多芬在8岁(1778年)时就能在科隆登台演出,11岁就在剧院乐队演出,13岁就成为风琴师,并发表了3首奏鸣曲,但却显得揠苗助长。约翰有时甚至会在深夜将贝多芬从床上拉起,要他在朋友面前演示其音乐才能。贝多芬因此在上学时显得注意力不够集中。11岁的时候,他因父亲财力不济而被迫辍学,因此他在学校所学到的应该不会很多;而此时的贝多芬和其他11岁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真正的音乐启蒙由于约翰的音乐教育缺乏系统性,所以有同行说服了约翰,让贝多芬另请高明以进一步发掘其潜能。1781年(一说1782年)贝多芬跟随乐队指挥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宝·奈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学习钢琴和作曲,另外还跟法兰兹·安东·里斯(Franz Anton Ries)学习小提琴,这些新老师的努力使得贝多芬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奈弗是一位好老师,他不但看出了贝多芬的优势所在,也能察觉其弱点:缺乏自制力、修养和纪律。他要求贝多芬研习前辈的作品,如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再来是同时代音乐家的名篇,如莫札特的作品。1782年,奈弗发表了贝多芬的第一部作品《以戴斯勒先生一首进行曲为主题的羽管键琴变奏曲》(Variations pour le Clavecin sur une Marche de Mr. Dressler)。贝多芬在1783年(一说1782年)代表奈弗出任宫廷乐队羽管键钢琴演奏家。1783年,奈弗在一音乐杂志撰文道: 这位年轻的天才应该在其艺术修养方面得到更多的帮助,只要他能坚持不懈,一定会成为莫扎特第二。 而贝多芬也是对这位老师深存爱戴,他在同一年写信给奈弗的信中提到: 如果我有所成就,这一定是您的功劳。 虽然贝多芬在波恩受惠匪浅,但是该地的音乐资源无疑未能满足他。1787年他决定带着科隆大主教马克思·法兰兹(神圣罗马帝国约瑟夫二世的弟弟)的推荐信前往维也纳拜访莫扎特;后人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据传莫扎特在忙于创作《唐璜》时仍抽出时间给贝多芬一个主题做即兴演奏,而贝多芬的演奏打动了莫扎特,因此说道:“注意这位年轻人,日后他会扬名天下。”但当时莫札特应不在维也纳,所以很可能只是传言。 后来贝多芬因母亲的病危消息而离开维也纳,玛丽亚的病情并未因贝多芬的归来而有所改变;她的逝世,无疑将家庭整个托付给了路德维希。约翰的行为越发不近情理,致使路德维希向皇储申请裁决取得两个幼弟的抚养权,结果是约翰得从月薪中拿出一半供养子女。在接着的五年里直到1792年12月18日临终的那一刻,约翰一直未得到自己孩子和亲友们的谅解与接纳。为了养家,1788年(一说1789年)到1792年贝多芬在奈弗的一支歌剧院乐队里作中提琴手,从而接触到当时的歌剧作品。 1787年起,贝多芬受到教授欧洛吉奥·施内德(Eulogius Schneider)的影响,使他了解当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这种影响,反映在贝多芬后来的作品中,特别是有着解放政治囚徒情节的《费德里奥》里面。1790年2月20日约瑟夫二世逝世,波恩读书与休养协会准备在3月份举行悼念,贝多芬在施内德的建议之下创作了一部《为约瑟夫二世逝世所作的悼念清唱剧》(WoO 87),这也是贝多芬第一部与政治沾上边的作品。无人知晓这部清唱剧什么时候完成,但是根据协会在3月17日的会议记录,该剧并未如期上演。后来,贝多芬还为新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登基写了一部清唱剧:《为利奥波德二世登基而作的清唱剧》(WoO 88),这是一部身世更模糊的作品。它们不但在当时没得到上演的机会,现在也是鲜难听到(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在DG公司录制了它们)。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可道之处;相反地,这两部早期作品其实已颇具大家风范。特别是“利奥波德清唱剧”里那首长大的咏叹调,大提琴托著女高音的行文样式,让人倍感新鲜的同时还有一种脱俗的美。不久之后,奥地利作曲家海顿在从维也纳到伦敦的旅程中两次在波恩逗留,接触到贝多芬,并对前一首清唱剧大加赞赏,海顿因此劝科隆大主教将贝多芬送到维也纳深造。而贝多芬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于1792年再度踏上前往维也纳的行程。 扎根维也纳11月10日,贝多芬抵达维也纳。他用了三周时间整理安排自己的事务,之后正式到海顿处上课,直到海顿1794年去伦敦为止,超过一年。海顿此时已年老,时间又紧,加上贝多芬出名的倔强性格,所以贝多芬究竟在海顿底下学到多少,并不清楚。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他的《真理与美》一书中提到,贝多芬在师从海顿这段时期,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有时现出挑战的意味。因此在据说海顿强烈批评他的Op.1里面的第三首c小调三重奏时(它正是贝多芬自己认为三首里面最好的一首),贝多芬会认为这是妒嫉使然。但海顿可能并非诟病作品的品质,而是作品里面的“大众化”,就是一般的业余演奏者也能对作品上手,而且其内容迎合了当时一般大众的品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海顿的批评则体现了18世纪末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音乐是否是专属上层阶级的奢侈品?贝多芬无疑正在努力打破这种贵族特权,夹在第二钢琴协奏曲和第一交响曲的Op.20七重奏是一首优雅幽香的作品,贝多芬甚至“逼”出版商道:“快点将我的七重奏给这个世界吧,因为大众正等着它。” 海顿去伦敦后,贝多芬继续他在维也纳的深造,他得到约翰·申克(Johann Schenk)的指导,并且在约翰—格奥尔克·阿尔布莱希茨贝格(Johann-Georg Albrechtsberger)门下学习了一年的对位法。著名的萨列里也为贝多芬非正式地上过声乐课。而阿罗伊斯·福斯特(Alois Forster)则教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可以说,贝多芬在维也纳不但学习到当时最先进的音乐理论,而且体会了前辈的音乐实践经验。他在此期间写有三首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作品1号、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号、一首弦乐五重奏和两首钢琴和大提琴奏鸣曲。 初到维也纳的两年,贝多芬非常拮据,他住在一个地下室里。为了自己在音乐界立身,他不得不在服装、乐器、家具,还有社交方面花钱,例如,他的笔记本上记有这么一笔“25个格罗申,为自己和海顿买咖啡”。他每花一个格罗申都要掂量一下。对此,有趣的是,人们在贝多芬身后发现一份未完成的回旋曲随想曲手稿,上面写有标题“丢失一个格罗申的愤怒”,虽然上面的手迹并不是贝多芬的,也没有证据显示贝多芬同意给这首回旋曲叫这个名字。迪亚贝利买下手稿并作了一些修改使之完整。钱银问题只能靠他自己的音乐来解决。他在沙龙里举行小型音乐会,能得到一些贵族的赏识,获得一些生活品。贝多芬的赞助人有很多,其中包括卡尔·冯·里希诺夫斯基侯爵(Karl Alois Johann-Nepomuk Vinzenz, Fürst Lichnowsky),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公爵(Count Andrey Razumovsky),埃斯特哈奇亲王(Esterházy)和约瑟夫·洛伯科维茨亲王(Prince Joseph Lobkowitz)。再后来,版权成为贝多芬的收入来源。他并不喜欢去当一名音乐老师,为贵族千金上课使他反感。但是他的确当过家教为人上钢琴课,其学生中不乏有名的演奏家如特雷莎·布伦斯维克(Tereza Brunswik)和多罗蒂阿·厄特曼(Dorothea Ertmann)。 1795年他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曲目是他于1794到1795年创作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在时间上比第一号要早),由他本人演奏钢琴。演出获得了成功。这首钢琴协奏曲,被普遍认为颇有“维也纳味” 。当时有人评论道,作为钢琴家的贝多芬有着“火花、光彩、幻想还有深邃的情感。”这次音乐会,是贝多芬第一次向维也纳展示自己。此时的贝多芬已经开始看到成功的光芒,他不但被邀请出席一些有名的慈善音乐会,而他1795年为维也纳美术协会年度舞会所写的《12首德国舞曲》,甚至比海顿一过即逝的同类型创作得到更多的青睐。即使是两年之后,仍可听到人们对它们的赞励之声,还被以钢琴版本的形式刊出。就在这1795年,贝多芬向一位名叫马达琳娜·维尔曼(Magdalena Willmann)的姑娘求婚,但后者拒绝了。 1796年贝多芬的事业起升,他先后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演出,途经纽伦堡、莱比锡和柏林等地,并创作了《大提琴奏鸣曲》Op.5和《钢琴奏鸣曲》Op.2。但正是此时贝多芬出现了耳疾的先兆,他描述道:“耳朵里常闻低鸣和呼啸”,后人还怀疑在1797年贝多芬曾得病,非常有可能成为其日后全聋的先兆。但是,这并没有让贝多芬停下,他为其巡回演出写出了《C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而在1799年,贝多芬发表了可能是他最早的最受欢迎作品之一:c小调《悲怆奏鸣曲》(Pathétique,即第8号钢琴奏鸣曲)。作品是献给贝多芬的朋友卡尔·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Carl von Lichnowsky)的。与后来的“热情”和“月光”不同,这个“悲怆大奏鸣曲”(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名字是贝多芬自己命名的。奏鸣曲被认为是表现了贝多芬面临耳疾的痛苦,准备承受命运所带来的煎熬。与一般的奏鸣曲开章就是快板不同,“悲怆”先是有一段庄严缓慢的乐段,再进入快板。第二乐章徐缓甘美。而一年之后,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贝多芬对现代协奏曲有重要影响的四部协奏曲第一部(3、4、5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完成。钢琴的比重增加,整部作品非常恢宏,同样,作品仍是贝多芬非常擅长的c小调。但1800年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却是《第5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单从名字人们就可对音乐略感一二,但是这个春之名却不是贝多芬的手笔,是后人因其幸福暖意洋溢,而加上去的。这种现象,日后还会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出现。同年,他在1799年下笔的第一交响曲完成。这些早期的作品,都有着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古典主义风格:乐章内旋律的发展、乐章之间的松散关系、个人情感的隐藏等。但是在这之后的不久,贝多芬就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而比《悲怆》高出半个音的《月光奏鸣曲》则出自1801年。这首以升C小调作为基调的作品,比起《悲怆》更显示出了一种新的风格。它还有一降E大调的姐妹篇,贝多芬将这种奏鸣曲新类型命名为“幻想般的奏鸣曲”(“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作品是献给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康泰斯·朱利叶塔·贵契阿迪(Comtesse Giulietta Guicciardi)的,但两人之间可能不只是单纯师生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她就是贝多芬那位“永恒的爱人”。而奏鸣曲的“月光”之名则是要等到贝多芬死后才有,这是因为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对它第一乐章做出了如此描述:“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这是来自诗人自己泛舟琉森湖之往事。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即贝多芬为一盲女孩即兴演奏,灵感忽至而成就了这首奏鸣曲,则为这首作品增添了几分童话色彩。 1801年贝多芬着手创作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Christus am Ölberge)。虽然这部作品在1803年就首演了,但是贝多芬坚持对之修改,直到1811年才发表。贝多芬学者迈纳德·所罗门斯(Maynard Solomons)认为,这部作品有贝多芬暗示自身生活态度的意味,“对自己的个人、音乐和意识进行深刻思辩”。到了1802年,贝多芬原拟将自己的A大调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献给乔治·布里治涛尔(George Bridgetower),但是后者一次酒后狂言,得罪了贝多芬的一位朋友。贝多芬一怒之下,将奏鸣曲献给了当时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鲁道夫·克鲁采(Rudolphe Kreutzer)。于是,这首奏鸣曲便被冠以“克罗采奏鸣曲”之名。而克罗采却终身未演奏过此曲,还嫌曲子是不可演奏的。也是在这一年,贝多芬到维也纳的修养地圣城(Heiligenstadt),意图靠当地矿泉水浴,以治疗自己日益严重的耳硬化症。虽然前一年贝多芬还写下过: 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的壮语,但是在圣城他的情绪则一度陷入低谷,还写下了一封寄给自己兄弟的信,后世称之为《圣城遗书》(一译海利根施塔德遗书)(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这封信在1827年才被发现。信中的语气如此悲观可怜,可见贝多芬的耳疾导致其出现自杀的念头,只有他的音乐,和一种模糊的对世人的使命感才让他不致走上绝路。但是,和这封遗书几乎同时杀青的《第二交响曲》却是讲述着另一种人生态度。交响曲意气风发,全无惆怅阴霾,让人看到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歌颂。这首音符版本的宣言无疑让前面说到的文字版本显得真伪难定。但是,研究表明,遗书是真的,而且《第二交响曲》早在贝多芬休养前就已大体完成,圣城期间只是细节上的修改而已。这样将两者在时间上错开可以勉强解释事体,《第二交响曲》也因此得了个别名“英雄的谎言”。无论如何,《第二交响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隐约可见日后贝多芬的身影,第一乐章迅厉的行进、紧凑的节奏,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第四乐章,极快的快板,则被柏辽兹称为第二谐谑曲。《第二交响曲》很快在1803年就在维也纳第一次与听众见面。同年贝多芬也得到了维也纳戏剧院作曲家这一职位,并着手进行下一部交响曲的创作。 英雄18、19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震动着欧洲大陆,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更是因此而走向历史的终点,德意志民族在等待统一的时机。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拿破仑,首先以维护共和、捍卫革命的面目出现,一时间成为很多青年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是革命的代表和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据说早在1798年,驻维也纳的法国大使贝尔纳多特将军曾建议贝多芬为拿破仑写上一曲。但贝多芬并未为之全力以赴,先在1802年(一说1800到1801年)创作了芭蕾舞音乐《普罗米修斯的创造》,有应和这种波拿巴热的意味。但是编舞者维加诺却让贝多芬失望,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气概在舞台上并未得到充分表现。于是,有共和、民主和自由追求的贝多芬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告诉世人,甚至是拿破仑本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何等形象。而为此诞生的,正是《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这也是与之前海顿莫扎特式的作曲动机不同的,这不再是应某位有钱的侯爵,或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小群体而写的作品。贝多芬出自个人动机去写它,献给的是“永恒(的世界)”和“人类”。相比起以前,作品在大众面前被奏响,而作曲者自己则退居幕后,而听众在《第三交响曲》中可听到作曲家本人自己的心声、愿望、激情和世界观,这也是音乐发展到当时,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为数不多的第前几次。综上,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交响曲篇幅这么长,达45分钟左右,因为它里面要包含比以往命题作曲更多的精神内涵。这部交响曲,是音乐史发展到当时为止所见的最宏大的器乐作品,不但是贝多芬自己创作史上的转折点,更是交响曲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这部《第三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在它面前,《普罗米修斯的生民》更像是一次试手。舞剧音乐的终曲,一段快乐而又雄健的乐曲,贝多芬对之钟爱有加,不但用它写出了《降E大调英雄主题变奏曲》Op.35,还会将之放到《第三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可见“普罗米修斯”与《第三交响曲》之间乐思和政治理念的传承。这部第三对他的意义非比寻常,而他自己则对这部投入了自己激情和理想的作品非常满意。确实,也只有如此,贝多芬才有将之献给法兰西第一国民议会,甚至是拿破仑的心理基础。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出乎了贝多芬的想象。1804年5月,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这无疑是拿破仑称帝的先兆,而称帝的仪式在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对贝多芬来说,这不单单是共和制被帝制取代,而是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于是,指挥家费迪南·里斯(Ferdinand Ries)讲述了一个可能有所夸张故事,贝多芬撕去了《第三交响曲》上写有献给拿破仑的扉页。目前人们可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看到贝多芬1804年8月的亲笔手稿,原来的“Sinfonia grande/intitolata Bonaparte”(为波拿巴而作的大交响曲)被划去,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铅笔字迹“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以波拿巴为题材而作)。交响曲中“英雄”一名,来得有点含糊。1804年8月26日贝多芬在写往出版商的信中提到,交响曲的标题为《波拿巴》。但它在1806年第一次出版时,就已经被冠上“《英雄交响曲》 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标题。就是说,这首交响曲更多的是献给一位理想化的人物,他会为人类的解放而战。当时的贝多芬不论对拿破仑有多反感,后来肯定有所缓和,在1809年一次拿破仑原定出席的音乐会上,贝多芬指挥了这首交响曲。而且他还考虑将自己的《C大调弥撒曲》献给拿破仑。当1821年拿破仑逝世时,贝多芬对此说道:“我早已为此变故写好了合适的音乐。” 作品的首演在1805年。《第三交响曲》是贝多芬进入个性创作期后的作品,闪烁着贝多芬的意志,有告别海顿莫扎特曲风之势。音乐发展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四个乐章之间出现了内在的联系而构成整体,这是以往两首交响曲中未有见到的。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被罗曼·罗兰称为“神话般的战斗”,主要的乐思仅仅建立在降E大调和弦上,主题之间的反复推敲,并转了几次调之后,圆号响起,望见彼岸,结尾的三下和弦抖擞地为第一乐章降下末音。而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显得深广又宏大,被指挥家魏恩加特纳描述为“埃斯库罗斯式”的,大型的赋格将本乐章带到其高潮。经过稍轻松的谐谑曲之后,进入极快板的第四乐章。开章先是震撼有力的和弦,然后突然一收,弦乐的低鸣慢慢将乐思领入来自《普罗米修斯的生民》的主题变奏组,它占领了乐章的整个中部,临结尾处出现一下急落、沉寂,再随一下铜管高奏涌起,欢乐的颂歌踏着庄严的步伐完成了这次音乐历程。全曲一气呵成,毫无拖沓之感。 莱奥诺拉》1802年,贝多芬受到经营维也纳两个大歌剧院的布劳温男爵的委托,去创作一部歌剧。脚本由法国剧作家布依提供。这就是《莱奥诺拉》Op.72,但是他并没想到,这部歌剧会如此要他翻稿数次,付上这么多的心神疲累,而且成为他作曲谱上的唯一。歌剧第一稿完成于第三交响曲完成后的1805年,分为三幕。歌剧讲述的是一位妇人为救身陷囹圄的丈夫而化身假扮成狱卒助手,在监狱里打听丈夫下落,并最终救出了他。这正是18、19世纪之交非常流行的题材。 1805年法军开进维也纳,歌剧首演,但是可惜演出非常失败,第三天就被迫停演。贝多芬只能不断去修改。1806年,歌剧被压缩为2幕,虽立刻被撤销停演,但报界的评论变得温和了些,并把失败归咎于脚本。直到1814年5月26日第四次公演,歌剧才获得成功。反观第一稿和最终稿,不但幕数改变了。一些曲目的顺序也做出了调整,例如终稿里第一首二重唱最初是被放在马泽琳的咏叹调之后的。一些曲目也被删除了。而且贝多芬写了不下4首序曲,第四首简短的费德里奥序曲最终被选作歌剧前奏。其余三首被命名为莱奥诺拉序曲1、2和3号。第一首从没被用上,后来作为Op.138号出版。第三号则被马勒用在第二幕终场前,以赢得时间去转换布景。非但序曲,歌曲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重写。例如第二幕弗洛伦斯坦的宣序调和咏叹调被修改达18次之多。 相比起清唱剧,弥撒等单纯颂唱福音的体裁,贝多芬在这部歌剧中可以说能直白很多。歌剧的题材已经带有很清楚的民主自由意向,特别是其中的《囚徒的合唱》“噢!自由啊,自由,你会回来吗?”,紧接着却是一位囚徒的警告“小声点,控制一下自己,我们是时刻有耳目监视的啊!”第二幕被认为完全是歌颂莱奥诺拉的英雄气概和大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其终场,实在可堪比《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两者都是以合唱高歌的形式表达了喜悦感恩之心。而在《费德里奥》之后,贝多芬可能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题材,而没写上第二部歌剧。 1804-1815自1804年起,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期,伴随着《第三交响曲》的《华伦斯坦奏鸣曲》和《热情奏鸣曲》都是他钢琴奏鸣曲体裁中的名作。 而《英雄交响曲》则余波未了,贝多芬本来打算以一首c小调交响曲为其续音。但当他完成了第一乐章后,就先停下了。1806年贝多芬做客里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Lichnowsky)的格拉兹夏宫,认识了奥佩尔斯道夫(Franz von Oppersdorff)伯爵。伯爵要组建一支乐队,因此委托贝多芬为他写一首乐曲。贝多芬在当年9、10月间完成了这首阳光明媚的《第四交响曲》。这部夹在两首庄严雄伟诗篇之间的交响曲,被舒曼形容为:“在两位挪威巨人之间的苗条希腊少女。”在早先的5月,贝多芬和特雷莎·德·勃朗斯维克订婚。此时安宁和愉快的心境却在《第四交响曲》中留下了踪影。可惜在1810年5月,贝多芬放弃了与特雷莎结合的一切希望。 与《第三号交响曲》有《三重协奏曲》(虽然《三重协奏曲》Op.56的作品号紧接着《英雄交响曲》Op.55,但是前者是到了1814年才被创作的。)跟上一样,而紧随这首暖意绵绵的《第四号交响曲》则是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被认为是三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也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它是为维也纳剧院第一小提琴手弗兰兹·克莱门特而作的。曲风甜美,到了1808年,贝多芬接受了钢琴家克莱曼蒂的建议,将小提琴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部分改为钢琴后出版。而1806年出现的3部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可能是贝多芬在弦乐四重奏这个范畴里面最有名的作品,即使在今天,其风采也不减当年。四重奏是献给俄罗斯大使的。这些作品都很有交响曲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贝多芬已能正视自己耳聋这个事实,并且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事业面前极力将这个不利因素排除在外。他在第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的终乐章草稿上写上了: 即使对于艺术,也不必再对它掩饰你的耳聋。 命运与田园1808年12月22日,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an-der-Wien)里的听众经历了一场意义非常的音乐会。音乐会长达4小时,曲目全部是贝多芬的作品:开场先是《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再是C大调弥撒里面的咏叹调,然后是《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紧接着是《C小调第五交响曲》,还有《合唱幻想曲》。且不论当晚首演的质量如何不尽人意,这里上演的几首曲目都是贝多芬曲谱里有分量的作品。好几部作品在同一晚上首演是贝多芬多管齐下的创作习惯造成。两首交响曲都是献给约瑟夫·洛伯科维茨亲王(Prince Joseph Lobkowitz)和安德雷·拉祖莫夫斯基公爵(Count Andrey Razumovsky)的。评论家在当晚听过《第五交响曲》之后,并没做太多的评论。一年半之后,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音乐杂志—莱比锡《综合音乐报》(Allgemeine musicalische Zeitung)里,作家兼乐评人恩斯特·希奥多·阿玛丢斯·霍夫曼在这部作品再次上演之后用浪漫的笔法给了如下的评价: 强光射穿这个地区的夜幕,同时我们感到了一个徘徊着的巨大暗影,降临到我们头上并摧毁了我们内心的一切,除了无尽渴望所带来的痛——在这种渴望中,本来在欢腾呼声中燃起的那份喜悦倒下逝去。 交响曲的主导c小调再一次在贝多芬手下表现了强烈的情感挣扎,其强大的张力和绵密不透风的紧张节奏,让人想起贝多芬在1807年为科林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歌剧而创作的的暴风骤雨式的《科里奥兰》序曲。整部交响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前三个乐章压抑,到了第四乐章方见光明。第一乐章的前八个音符是如此引人注目。据说贝多芬曾说过,那是“命运的敲门声”。交响曲“命运”之名由此而来。而自此之后,前四个音符几乎成了贝多芬的代名词。凝练简凑而又严峻凌厉,颇有概括贝多芬本人性格经历的含义。1808年的贝多芬进一步失聪。这很能让人想起贝多芬在1801年写给一位医生的信内所说的 我要向我的命运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命运一词并非正式标题,与在日本和中国出品的不同,欧美的《第五交响曲》唱片,都不会表明“命运”这一标题。 《命运交响曲》非常清晰明确地促使听众置身处地的去感受作曲者本人的情绪心境,这种互动,之前海顿莫扎特都没做到的。1830年歌德在听过门德尔松为他用钢琴演奏过此曲之后,说道音乐太“狂野”。而柏辽兹则对这首在法国被上演得最多的交响曲说道: 在交响曲中他叙述了自己的个人感受,他自己隐蔽的痛苦、郁积的愤怒,充满伤心绝望的梦想、夜色底下的视像,还有激情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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